和谐发展:科学与人文教育的使命
 
 

  “科学、人文、未来论坛”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举行,来自科学界与文学界的人士汇聚一堂,开展了一场科学家与文学家别开生面的对话,共同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和谐发展的主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科学与人文工作者共同探求的主题。本次论坛中,科学家与作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科学与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见解,本刊摘发部分演讲,以飧读者。

 
 

科学人文未来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 王蒙

  我常常怀念那些精通文学、文艺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达芬奇,罗蒙诺索夫,莱卜尼兹等等。

  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不成功的。

  鲁迅与郭沫若都学过医,郭老还长期担任科学院院长与文联主席,但他们的主要治学与活动领域还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表现了对于文艺的浓厚兴趣,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我以为,这与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国民素质与国人精神面貌的关切有关。但除王小波外,少有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把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了一个够。

  我想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中国人对于道与器、义与利的辨识,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西洋小把戏(梁漱溟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中医理论的妙解,老子的极高明的超凡拔俗的命题,《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文气酣畅,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候则是更富有审美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有点强辞夺理和想当然。

  当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国以来,在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热烈追求中,优秀的青年都趋向于学理工,国家的领导层人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出自理工院系的毕业生。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治学与教学受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频仍、动荡不已的影响,长期以来,也积累了许多“瓶颈”式的难题。如果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当中,存在着某种实际上的重理(工)主义的倾向,大概也是事实。而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之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恶性与违规炒作,又大大地威胁着正常的人文学术的发展与面貌。

  即使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仍然担忧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科学主义的理论搬到中国来是否合适。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切的难道不是批判蒙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吗?中国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学?更不要说一味科学的“主义”了。解放后的许多流行一时、带有党八股或者洋八股气味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经历了科学的分析检验?

  所以我非常欣赏任继愈教授的一个提法,即中国的历史性的任务是要脱贫,同时还要脱愚。贫而愚,会落后挨打,倒行逆施;富而愚,也许其危险性不低于贫而愚。

  文学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学重直觉,重联想,重想像,重神思,重虚构,重情感,重整体,重根本;而往往忽视了实验、逻辑论证、计算、分科分类,定量定性。科学的个“罪过”就是摧毁了许多信仰主义、浪漫主义、一厢情愿的幻梦。例如登月的结果远不如中外神话中诸多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动人,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于爱情至上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科学使得一会儿说是“上帝死了”一会儿说是“人也死了”,科学当真该死。

  但是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又有很大的一致性:珍惜精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

  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普及科学,领会科学的庄严、丰富、阔大、缜密;领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将得到一个怎样美丽、神妙和精微的世界,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同时,用科学的实证、理性、计算来取代偏见和唯意志论,取代文学的自恋与自我膨胀,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更不要以文学的手段传播愚昧和迷信。同时我希望全民的人文素质会有所提高,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而这与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方法的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认同,不应该是矛盾的。人文精神当然应该是一种科学精神即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造神的精神,不是盲目的自我作古的精神,不是诈唬吓人的态度。

  (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为了发展中国的人文教育,为了科教兴国,为了国人与全人类的福祉,为了最终地去除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迷信与愚昧,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吧。

科学与人文携手共创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管华诗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人文知识体系在历史的框架内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相形之下,中国没有形成近代科学所必备的理论系统的建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不平衡造成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迅速落后于西方的后果。

  当古老的帝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之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迅速凸现出来。重视科学的思想观念从少数精英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中国用短短百年的时间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与此同时,世界科学技术进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创新密集时代。但人类为社会的快速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科学与人文相互通融,协调发展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科学和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两条并行不悖的主脉。科学类比古老的中国哲思是求证“天道”。人文一词类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属“人道”的范畴。从理论上讲,科学强调逻辑和理性,帮助人们摆脱愚昧、认识真理,提供知识和方法,增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科学更具有刚性,更能解答或解决实际问题;人文强调和谐和感情,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追求善和美,赋予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科学活动本身以意义和价值的导向。因此,人文更具有柔韧性、渗透性、包容性和导向性。如果科学有人文相辅,就可以更加明确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明确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创新思维上有所启迪;如果人文有科学支撑,就可以更加严谨和厚重,避免模糊和玄虚,在研究、创作、知识的授受和考察方法上有所借鉴。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即在此层面上实现“天人合一”,可以刚柔相济,相互借鉴,相辅相成,有利于彼此的健康发展,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人口、资源、环境、还有质量。如果说在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所占的分量难分伯仲,那么在质量问题中,可以说绝大部分、甚至根本的问题是人文范畴的问题。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文明的堤坝。质量决定了社会发展繁荣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续性。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因此,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是两者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在精神上与古老的“天人合一”命题遥相悬契,当然它已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天人合一”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走上哲学意义的“科学”之路。只有天人合一,科学地发展,才能既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也解决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问题。

  让科学与人文携起手来,共同完成它们相同的使命——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发展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

月球探测:人类开拓进取的范例
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月球探测是人类进行太阳系探测的历史性开端,大大促进了人类对月球、地球和太阳系的认识,带动了一系列基础科学的创新,促进了一系列应用科学的新发展。月球探测,尤其是载人登月是人类迈出地球摇篮的第一步,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里程碑。人类在宇宙空间展示的智慧创举、超强能力和攀登精神,是人类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光辉范例,增强了人类探索宇宙、建设好地球家园的信心。月球探测成为人类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我国开展月球探测工程的战略目标和初步规划:综合分析国际上月球探测已取得的成果,以及世界各国“重返月球”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计划,考虑到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我国月球探测的近期首选目标(2004年—2007年)为月球环绕轨道器,2004年—2017年实施不载人月球探测。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战略,开展月球科学探测,突破“绕落回”三个发展过程。2004~2007年(一期工程)实施 环月探测。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球探测卫星。相继进行月球探测二期工程,月球表面软着陆与月球车巡视探测(建立月基天文台,对天观测,对地监视)。之后实施月球探测三期工程,月球表面软着陆及采样返回。为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积累经验和技术。我国月球探测第一期工程(嫦娥一号)的科学目标与进展(2004—2007)研制和发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球探测卫星,主要用于对有开发利用前景的月球能源与资源的分布与规律进行全球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探测,并对月球表面的地貌、地形、地质构造、环境与物理场进行探测。科学目标:(1)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2)分析月球14种元素、矿物与物质类型的含量和分布;(3)探测月壤厚度,估算氦 3资源量;(4)探测4万~40万公里间的地月空间环境。

  2004年1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探索太空和将人类的足迹扩展到整个太阳系的美国新的太空计划。2008年前将无人驾驶的探测器送上月球。2015年至2020年之间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太空基地。以此为跳板,2030年后:将宇航员送上火星乃至更遥远的宇宙空间。控制能源,军事领先。欧空局根据美国新的重返月球计划,迅速调整月球探测计划,2020 2025年实施载人登月,在月球上长期居留,2035年把宇航员送上火星。

  重返月球首先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以月球资源、能源、特殊环境和利用月球走向深空探测为目标,重新对月球进行全球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探测,进而载人登月,逐步开展深空探测。美国、欧空局、俄罗斯、日本、乌克兰、奥地利、英国、德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和组织都制定了相应的月球探测计划,并在积极实施中。

  21世纪将是人类全面探测太阳系的新世纪,并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新时代。

幸福的科技与科技的幸福
著名作家 毕淑敏

  对于现代文明进程而言,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是文明进步的明显标志。知识和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长、新工具和工艺的增加,这种种一切都使得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但相比古代人可谓简陋的科技水平,现代人的幸福感真的保持了与科技同比例的增长吗?我们今日当真比古代人更幸福吗?

  你不能说在通红的篝火旁手舞足蹈的那些裸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谁硬要这么说,以为只有现代人方知晓和享受幸福,因而看不起祖先,倘若不是无知,就是赤裸的现代沙文主义。

  在个体层面上,罗素在他的作品中谈到,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安全,一是培养勇气。”而科技正是在这两方面支持了个体幸福感的增加。

  在社会层面上,科技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多子多福对于100年前的人适用,到了今天就未必。这种幸福内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受到了科技的很大影响。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人最开始都是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单位而被不断生产着。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关于生殖与生育理论的发展。直到机器出现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少量的机器就可以完全取代过去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在维持一个人必要生存的物资不变的情况下,他所能创造的价值相对减低了。以往的幸福感为科技所悄悄改变为不幸感。这时的科技则转为推动优生优育理论的发展。

  对于个体的幸福感而言,科技是其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并非惟一来源。

  除了某些真正的科学狂人,不会有人认为只要有了科技,就必定会有幸福。人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科技来满足其生活中的欲望,从而获得幸福,而非从单纯的发展科技中获得幸福。即使是最沉迷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生命中的感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无休止的工作。应该说,冲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导致个体幸福感产生的真正原因。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尽相同。但综合其特质,还是可以将幸福进行基本的分类。其特质就是人们生活中面临的“冲动及渴望”。这种冲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追求。对于此,马斯洛将其归结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出于人性本身的欲望都将是导致幸福的最深层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科技因素、心理因素,或是其他种种因素,对于幸福感的产生均不是必然的,同时也不是可度量的。那种有了科技、满足了个人追求就必然会幸福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它们对于幸福感而言,其作用也并非总是正向的。应该说,在幸福感来源问题上,科技、心理、或是其他诸如价值体系等,只是影响因素,同幸福感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科技并非幸福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科技对于幸福的影响,多半是通过为人们满足自身欲望创造必要条件而达成。使人们幸福的科技,同科技所能引发的幸福之间,并非因果。

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炜

  现在一些杰出的教育机构已经在考虑许多重大问题。如国际上一些理科教学,比如学天文、物理和生物的,交给学生的必读书目里也有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都列为必读书目。当然科学和文学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暂且不谈;只说其一致性:科学也需要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人的个性的发挥。如果把想象创造和个性的空间压缩了,还有多少科学思想可言?文学与科学的相通部分,如它们都让人有大关怀,都尽力追求完美。正是这些本质的要求促生了重大的科学成果。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看他们的传记即可知道他们对文学的崇敬,艺术对他们的重要;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华裔科学家接受采访时说,对他一生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教读《四书》《五经》。照理说《四书》《五经》和科学发明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他觉得如此重要?因为这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它包含了道德的、伦理的、民族的大学问和大奥秘,他作为一个求学问的人,一生的思维要有根,文化要有根,他站在这个有根的文化上才能成长,才能发力,做什么才可以成功。搞科学,搞治理,都必须有文化的根,都需要强烈的人文关怀,需要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把握力。缺乏这些,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一些大学的文学教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和抹杀文学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危机和精神危机。

  大学里的某些人正热衷于将文学充分地技术化。而文学的技术部分对于文学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强调技术是为了大规模地炮制出一些“文学通人”。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文学出版社和报纸副刊去工作,好像大学真的制造出了一批“合格人材”。其实这是不存在的。一旦成了“文学通人”,也就成了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

  有人提出疑问:文学是教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不能教,而是应该怎样教。最好的文学课就是把它办成一场文学的盛宴,即搞成一堂集体欣赏课。尽可能地诱发每一个体验者,让其个人经验复活,活生生地、一个一个地,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具体的生命有了具体的感动,而不是把大家的感受搅和到一起,模糊化和统一化,或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文学欣赏是一次充分激活,是一次呼唤,以此求得千姿百态。要获得淋漓尽致的体验和表达,就要尽可能地把这场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调动起来,从而形成极其活泼、极其冲动的局面,一瞬间让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飞扬起来。感动、愤慨、回忆、痛苦,整个“合谋”所需要的这些因素全部焕发出来了——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学课。如果文学课离开了这种状态,文学也就真的不可以教学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成中英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文价值的载体,其继承,其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课题。中国文化包含的人文价值,简言之,儒家哲学所包含的社会和谐的理念,人性的信念与个人徳善的修持之道,道家哲学所包含的自然与美的眼光与境界,墨家哲学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的精神与执着,周易哲学包含的生命创新,万物并包,开物成务,天人合一的人生洞见与宇宙体察,都为现代化的工业与科技社会安定提供了一个人性化与人文化的基础与源泉。

  与西方文化传统相较,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更丰富多彩的人文价值,此点不可不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也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正如我们可以把科技发明看成人类智性系统的普遍属性,而不必看成为西方人或西方文化的特质而已。

  在文化生活上彼此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形成一个人类人文价值的共通世界。西方国家有识之士早已有见于此,近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精髓的学习与研究如雨后春笋,一片绿意。中国作为人文价值的王国能不深思引以为范乎。

  最近有知名科学家提出中国语言与中国哲学经典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知是指的过去或现代。显然,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并未受到中国人文传统任何经典或中国语言的阻挠。相反的,中国当代科技社会的发展更需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来提供其精神支援与后盾。至于在中国过去历史,周易哲学扮演了多种角色,其中反而有促进科学与科技发展的实例,如天文学、历法学、医疗学(中医学),冶金术与化学等等系统的发展都与周易哲学的系统有关。即使周易流入民间,其末流发展为民俗迷信,但又岂能说周易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呢?显然,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作出未经仔细论证的非科学的判言。我们必须认清: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类文化传统的发展是有机的与有限的,而非尽善尽美的,而且往往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不但如此,往往且是得之东隅,失之西隅,得之西隅,失之东隅。今日人类文化全球化,我们应该从学习与互补的立场着眼,而不必奉某一文化为圭臬,对自己的根源文化进行不公正的评价。西方科技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与功利主义,在我们对人文价值缺乏充分的理解与反思之时,是不是我们已先行无意识的堕入功利主义权势化的陷阱之中了呢?更进一步说,周易的整体思维与对偶思维事实上并不排除客观化的科学化的对象思维,而是为对象思维提供了一个可以联系主体思考者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创造发展的本体以及发展变化的过程。

  全球化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又如何?回答是:一切都在于人类是否能够善用科技以促进人文价值的深度发展;一切也在于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善用人文价值以促进科技的高度开发,把人类的社会建筑在宇宙的无尽能源之上,使人类社会与人类个人同时享有高度的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以创造更为美善的人文价值。这是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也应是全球化人类文化的理想境界。

科学与人文 

吴国盛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是“自由”,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近代发展出来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传统可能背离“自由”这个古典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的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分别强调了内在理性和外在经验,但最终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于过份分科的教育体制,但分科化正是技术筹划的必然后果。“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信守共同的时代精神。今天弘扬科学精神,不必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层面上突出科学的特异性,而应该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检讨我们时代的通病,重审自由和理性。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