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态度是:“我要做的是让我的愿望符合事实,而不是让事实与我的愿望调和。”
-----英国主物学家赫胥黎


   今天,在举世欢呼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无限光明时,我们不妨掀开科学那辉煌的面纱,看看在它后面曾凝聚着多少苦涩和遗憾。其中,科学家作伪事件 
是不可回避的一道败笔。虽然科学是以求实求真为宗旨,但科学界一直在发生违背科学精神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科学史上的骗局

科学界的“皇帝新衣”--N射线闹剧 
两起精心制造的化石骗局 
密立根的“辉煌”小动作 
科学家由于受骗而成了大骗子 
权威的包庇--作弊者的保护伞 

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钱伟长

科学界的“皇帝新衣”----N射线闹剧

继伦琴发现X射线后,1903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布朗洛宣布他发现了N射线。法国科学院公布了这一“惊人发现”之后,兴起了一股研究N射线热潮,仅法国科学院院刊在1904年上半年就发表了54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这些论文煞有介事地介绍N射线可以穿透纸、木头、薄铁、石英等光线穿不透的物质,只有水和岩盐能阻挡这种射线的穿透力,还有论文指出人的肌肉、神经和脑也可以发出N射线。为了表彰布朗洛的“开创性”研究,法国科学院在1904年向布朗洛颁发了5万法郎的奖金。
然而,按照布朗洛所提供的实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发现N射线。英国物理学家伍德为了弄清真相,亲自跑到法国,请布朗洛为他当面做实验。伍德就像着“皇帝新衣”的孩子,直言不讳地讲他看不见N射线,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点。
但是人们迷信布朗洛的权威,不相信他会蒙骗大众。在伍德的建议下,《科学评论》编辑部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两个同样的木盒中,一个装有发射N射线的回火钢片,一个装有不会发射N射线的铅片。两盒外观一样,完全封闭。他们让布朗洛判断哪一个盒子会发射N射线。结果这难住了布朗洛,因为他根本不曾观测到N射线。所谓的发现N射线不过是他的想像。这一发现N射线的闹剧,成为科学史上一桩著名的伪造案例。



两起精心制造的化石骗局

考古史上,有一个时期,“辟尔唐人”被认为是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生物。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骗局,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段耻辱。
1911年,英国的陶逊律师声称,他在辟尔唐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的破片和半个下颌骨,他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了当时有名的人类史学家、大英博物馆博士伍德华进行考证。伍德华接到陶逊的报告,来到辟尔唐,和陶逊一起在砾石坑中进行挖掘。1913年,他们又在那里发现了动物化石、石器以及人类的犬齿化石。如果他们如实地报告发掘结果,也许在考古和人类学史上不失为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他们被利欲所驱使,竟然宣布他们发掘出了一种半猿半人的生物头盖骨,并说这种生物生活在大约50万年以前。由于伍德华的权威地位, 他的宣布就成为一时定论,他们的发现在人类学上被命名为“辟尔唐人”。而这种“发现”又被当作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一个有力证据。一时陶逊由一个不出名的律师而成为闻名遐迩的伟大发现者。
科学必须经得住推敲。有的科学家对”辟尔唐人”那似近代人的头骨、似猩猩的下颌表示了怀疑。这场争论一直多年不休。1928年科学家采取了用含氟量测定古化石年代的办法,从而查出“辟尔唐人”的头盖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下颌骨乃是属于一个未成年的黑猩猩的,他们还发现头盖骨、下颌骨全经过了染色处理。一场精心制造的骗局终于真相大白。



密立根的“辉煌”与小动作

1910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进行了一项世界知名的“滴油实验”,第一次测出了氢比一个电子重1836倍。与此同时,比他更有名望的物理学家埃伦菲尔德也在进行相同的实验,但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密立根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实在太漂亮了,任何一个从事过物理学实验的人都有体会,理论上计算出的数据和实验中测量出的数据,一般不会那样近似。为此,埃伦菲尔德曾提出疑议,并由此而引发了物理学的一场论战。密立根在论战中获胜了,还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赏---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事隔60年后,一个偶然的发现揭穿了密立根所谓的实验结果,这个结果来自密立根的笔记和手稿,是一位史学家发现后公之于众的。密立根发表的58次观测结果,并非如他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是“没有经过选择的”,而是从140次观测中挑选出来的!他将实验的数据大动干戈,只采集那些对他有利的漂亮数据为“我”所用,对于不利的数据则一概删去,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发现震动了物理学界,密立根的小动作和他给出的实验结果一样漂亮。



科学家由于受骗而成了大骗子

有些欺骗、作伪事件并不是科学家本人有意造成的,匈牙利的尤斯特博士就曾上了助手一当。1916年5月,尤斯特向世界宣布他发明了铁碳极干电池。这种干电池是分别以铁和碳为两个电极,以有机物为电解物。当电解物用尽后,可用空气中的氧进行更新,所以可常用不衰。尤斯特声称此电池将带来电学的一场新革命。尤斯特为当时有名的电学化学家,人们对他的宣告深信不疑。于是投资者想购买专利权,准备大量生产这种干电池。一家公司派人与尤斯特洽谈。尤斯特很高兴,他叫助手领客商到实验设备前参观。客商十分赞赏,并要求靠近观察,尤斯特欣然同意。客商好奇地用手撩开电极旁的土,突然发现铁碳两极连接着许多个干电池。他再取小电池匣,发现底层为空室,也装有若干电池。客商发现大科学家的发现竟是个骗局,便不辞而别。而尤斯特几乎比客商更吃惊,他也是第一次才发现这种情况。原来他过分相信了助手,竟没有像那个客商那样亲自动手检查一下助手的工作,结果竟被助手愚弄,而自己也成了一场大骗局的宣布者。


权威的包庇---作弊者的保护伞

科学研究中欺骗作假行为是违背科学道德的,应受到公众尤其是科学界的谴责,然而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家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却对这种作弊行为进行包庇,这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作假的风气。巴尔的摩事件则是著名的一例。
1986年4月,美国学术刊物《细胞》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文所阐述的新发现令许多生物学家感到不可思议。论文的作者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大卫·巴尔的摩---1982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然而这一次,巴尔的摩却翻了船。原来论文所依据的实验是巴尔的摩最信任的合作者特里萨·嘉丽一手制造的骗局,而巴尔的摩完全被蒙在鼓里。可悲的是,在长达5年的调查过程中,巴尔的摩始终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威胁调查者,反对外界的干预。巴尔的摩和嘉丽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公众面前造成极坏的影响,动摇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赖。可惜在美国科学界不止一个巴尔的摩。
著名美国科学院院士雷默奇尼有一个学生叫约翰·朗,负责对试管中的霍奇金氏病的肿瘤细胞进行培养。别人培养都未能成功,他却一下子搞出了4个永久性细胞系,成为了唯一成功地培养出永久性霍奇金细胞系的人。这是1970年的事,10年以后他的作假才被揭露出来。原来他的4个细胞系全和霍奇金病的肿瘤细胞无关。那么为何10年后才发现约翰作假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师是他的保护伞。雷默奇尼虽然没有像巴尔的摩那样明显地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但是他对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不严肃对待科学研究,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而本世纪最具影响的包庇作伪案,莫过于持续8年之久的争夺艾滋病发现权风波。艾滋病是当今最令人恐怖的不治之症,谁能在征服病魔的征途上取得重要性进展,无疑将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特尼尔教授从一名患淋巴结病变的同性恋患者身上提取了一种病毒,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事隔一年,1984年5月,《科学》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盖洛的文章。文章称盖洛等人首次从48名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大量的病毒,并强调他们是独立发现的。蒙特尼尔马上发表声明,认为盖洛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血样是他寄给盖洛的,并指责盖洛剽窃他的科研成果。由此一场争夺艾滋病发现权之战拉开了序幕。到了1987年,法美两国科学家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地步,两国领导人也亲自出马参加斡旋。经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双边调停,达成两国共享优先发现人体艾滋病毒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进行了3年的调查,证实盖洛所发表的论文依据是法国送的血样,但是盖洛的作假行为却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1991年1月,美国国立卫生院和美国科学院联合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但调查结果却秘而不宣。最终,《科学》杂志不再保持沉默,宣布盖洛论文中照片显然是法国蒙特尼尔所拍的照片。1991年,法国几个研究所的联合调查结果公布:盖洛的病毒样品品种与蒙特尼尔送给盖洛的病毒样品是一模一样的。盖洛最终不得不向世人承认:他分离的文滋病病毒来自蒙特尼尔送给他进行辨认的病毒样品。至此,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权所属才最终有了结果。 (责任编辑:蒲晖)

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作者:钱伟长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是它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相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记忆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记忆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也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涉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 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种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的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诺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的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的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作者:钱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