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造纸术同载史册的蔡伦

约公元63一121


   蔡伦,字敬仲,湖南来阳县人。东汉明帝刘庄年(公元58一75)未,开始在宫掖做事。到汉和帝刘肇即位时,他做了皇帝的侍从宫官,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参与军政机密大事。

    蔡伦很有才学,敦厚慎重,曾多次“直谏皇帝,指出其过失。后加位尚方令,在汉和帝年间即公元97年,掌管皇宫用的刀、剑等器械,这些器械无不精密、坚固,为后世所效仿。

    古时的书是相互间用绳子连接的可记载文字的竹片,纸则采用细薄的丝织品,纸贵书重,很不方便。蔡伦便动脑筋想办法,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材料制造纸张。公元105年,蔡伦将自造的纸呈给和帝,皇帝很重视。从此,世人部使用这种纸,称之为“蔡侯纸”。

    安帝年间(公元114年),和帝的皇后邓太后因蔡伦久侍宫中,封他为龙亭侯。以后,蔡伦在长乐宫中专管皇帝的车马事。公元118年,皇帝见经传文章多不正规,就命刘珍和良史校订经文经书中的谬误,指定蔡伦监管他们的工作。

    蔡伦受窦后(汉章帝刘旭后)的微辞授意,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太后死后,安帝亲自处理政务,命令蔡伦自己到廷尉处接受处罚。蔡伦蒙受耻辱,遂洗净身体整戴衣冠,自杀而死。

    蔡伦的这段生平摘自被后人视为正史的《后汉书》,《后汉书》上的记载成了后人了解研究蔡伦的主要依据,然而《后汉书》是在蔡伦死后由南朝史学家范晔编撰的,相距300多年了,记载是否准确,后人有些怀疑,通过进一步研究,了解到范哗等编写的《后汉书》其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刘珍主编的《东观汉记》其中蔡伦传是蔡伦死后30年,东汉桓帝命史官曹寿、延笃为蔡伦立传,收于《东汉观记》。看来这段记载还是可信的。问题是《东仅观记》历经许多朝代,部分内容散失或有残缺,各种辑本内容不完全一样。有的辑本中的《蔡伦传》,对蔡伦造纸一说没有象范哗那么肯定。这就引起后人的种种猜疑。

    最早在唐朝,张怀难在《书断》中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北宋的《负宣野录》中也说"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北宋的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书诏,至后汉元兴,中常侍蔡伦以敝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括以前已有笔之谓也。”南宋的史绳祖在《学斋拈笔》中也说:“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括,……但蔡、蒙所造,精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于此二人,则不可也。”由此可见唐宋以来,确有一些人认为:纸并非始于蔡伦。这一观点到了当代,争论更为激烈。原因是一些出土的新发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论证。

    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十多次古纸出上。其中有1933年在新疆发现的“罗布淖尔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的“灞桥纸”,1973年在甘肃发现的“居延金关纸”, 1978年在陕西发现的“扶凤纸”, 1979年敦煌出土的”马圈湾纸”。这些出上的纸被一些人认为是西汉麻纸,即在蔡伦以前就有的纸。

    主要是根据这些材料,一些人认为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另外一些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坚持认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其理由如下:

    上述古籍中有关“纸非始于蔡沦”的叙说是因为对纸的定义认识模糊,不加辨别地把前汉与后汉两个不同朝代、把丝织“纸”与植物纤维纸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纸”混为一谈 所造成的。

    上述出土的所谓“西汉昧纸”,因为断代不明确,证据不足,迄今仍无“片纸只字”证明它们是西汉麻纸。其次历史文献上也没有任何有关西汉麻纸的记载。

    双方争论最集中的是围绕着“灞桥纸”展开的,双方都运用了现代的科技手段对漏桥纸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前者认为灞桥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后者认为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绳头等散乱纤维的堆积物、不适于书写,更谈不上代替帛。

    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展开争鸣是正常的,通过学术上的争论,通过考古的新发现,历史上这一悬案终究会清楚的。无论争论的双方情感是多么激动,言语是多么激烈,但是他们都承认蔡伦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造纸技术的发明或发展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不管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说他是造纸术的改良者,造纸都是我国的伟大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定论是无可非议的。由于蔡伦的努力,人们掌握了用树皮、麻头、破麻布、旧鱼网等廉价的原料,生产出适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并使这种生产技术推广流传开来,这是勿容置疑的蔡伦的重要贡献。后来人们沿用蔡伦生产纸的工艺,采用竹、藤、稻杆等其它原料,生产出形形色色的手抄纸,这是历史的事实。蔡伦总括出来的造纸工艺很快地随着纸张一齐外传了。至迟在公元285年传到了朝鲜,后又传到了日本。大约在唐朝,我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至欧洲,在造纸木的外传中,世界人民部承认这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他们也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蔡伦在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