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6月6日


漫画:“各国联合龙灯大会”,反映了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

  1909年6月6日,督办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与英国汇丰、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两湖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内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
  借款总数为550万英镑,其中各以275万英镑作为修建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资本。次日,美国要求参加3国对华铁路借款。7月15日,美国总统塔夫脱不顾外交惯例,直接致电载沣,力争此事。美国代办也向清外务大臣奕劻发出威胁:“如果美国政府的合理愿望现在受到阻挠,中国政府应负全部责任。”5月,英德之间达成协议,粤汉铁路路权由英法德3国财团分享。美国见被排斥在外,即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以1904年外务部给当时美国公使的信件作为参加借款的依据,因信中有“如日后发生资金不足,或须借用外资的情况”,“届时可向英美公司商借”之语。后美国摩根公司终于正式成为“四国银行团”的一员。

1914年6月6日
  1914年6月6日,清晨,上海中华图书馆门前热闹非凡,挤满了争购《礼拜六》首刊的人。《礼拜六》周刊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们主办的主要刊物。他们在1914年1月创刊《中华小说界》、4月创刊《民权素》、5月创刊《小说丛报》后,犹嫌不足,又增创此刊,并打出“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小看《礼拜六》”的广告,以招徕读者。鸳鸯蝴蝶派文学产生于1908年前后,作家主要是以包天笑、徐枕亚为首的“洋场才子”。作品以用文言文描写新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为大宗,后亦兼用白话文写作,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故有“鸳鸯蝴蝶派”之称。其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定夷的《美人福》、吴双热的《兰娘哀史》等。
1916年6月6日


这是殡仪队伍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

  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袁世凯死于北京。
  袁世凯(1859年生),河南项城人。字慰亭,号容庵。早年屡试不第,1881年投入淮军提督吴长庆,得到提携。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期间,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暗地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1899年升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义和团。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加入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1901年起,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以实行“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威胁要挟革命党议和,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为归除异己,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向帝国主义借款,发动内战,扑灭反袁的“二次革命”。为复辟帝制,他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1916年1月1日,他登上皇帝宝座,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为“洪宪”。在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运动中,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皇帝生涯不足3个月。
  云南护国战争爆发后,西南各省及两广纷纷独立。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并率兵进驻西安,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这是北洋系统的将领首次公开倒戈。20日和29日,袁世凯的心腹陈宦、汤芗铭,先后宣布四川、湖南独立。袁众叛亲离,深感绝望,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反袁呼声中死去。临终前,袁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入府,口述遗嘱,表示遵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

1918年6月6日
  1918年6月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早在1892年,西人设立了上海股份公所,1906年,又设立上海众业公所,从事证券、物品交易。但那只是外国人办的交易所。光绪末年,梁启超首倡组织交易所性质的股份公司,未获批准。其后,袁子庄等人再度奔走呼号,主张开办证券交易所。
  1916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联合虞洽卿等人呈请农商部,要求在上海开办交易所,北京政府却以证券、物品不能同时交易为借口,拒绝批准。后经多方努力,北京政府才最终应允国人自办证券交易所。
  开张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由原交通系头领梁士诒创办,资本10万元,主要经营债券、股票,同时兼做外币生意。两年后,上海等地交易所陆续创办起来。
1925年6月6日
  1925年6月6日,上海及青岛日资纱厂工人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镇压。为号召中华民众奋起,使反帝的斗争形成高潮,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了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不是偶然的,完全是政治的。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斗争到底,来维护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
  中国共产党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务望上海和全体奋起的民众,继承流血烈士之遗志。
  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断羽不振之打击。
1936年6月6日


张国焘给毛泽东、彭德怀发的电文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6月10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6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兆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

1950年6月6日


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合影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出席,中央各部委、若干主要省市党委书记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负责人43人列席。
  这次会议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的《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
  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刘澜涛组成土改问题委员会;决定递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全会确定的任务和策略,对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0年6月6日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这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在政治方面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指出:在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对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对势力,反对我们。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以及战争带来的某些破坏,使我们的阶级关系紧张,失业工人、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及农民对我们有不满或不同意见。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为此,毛泽东提出六条具体措施:(一)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以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二)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三)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四)给小手工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五)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红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六)团结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区,社会改革不能急躁,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厂、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有所作为,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对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1950年6月6日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结合布置即将开始的全面整风工作,分析了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及其原因,并提出了克服措施。关于整风的目的,邓小平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对于西南地区党内的不良倾向,邓小平指出,目前我们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具体例举了西南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典型事例之后,邓小平说,有的同志一遇到困难就怪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3万名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都是新干部,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3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3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的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邓小平指出,西南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这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关于克服不良倾向的方法,邓小平指出:(一)认真开展整风,同时要在这次整风中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三)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四)严格党的支部生活,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五)搞好学习,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加强对学习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