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鲜"辨

李洪甫教授著     糜克定网络编制

糜克定的科学园


    两汉以降,关于箕子朝鲜,歧税纷纭,现今已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大悬案。中国学者虽大多认定,但也有人"信疑参半",在是否形成统治势力这个重大的环节上表示怀疑。韩国学者,则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
     震檀学会所编的《韩国史》(乙酉文化社,1959年初版)在第二编第三章"关于箕子朝鲜的正体及其与周围诸种族的关系"中从"A、B、C"三个方面对古代文献中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进行批判,并断言"所谓箕子陵"的"虚伪性"。
韩国古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李丙焘在执笔《韩国史`古代篇》之后,又以甲骨文中无"箕子"字为理由之一指出箕子并无其人,箕子东走,只能是杜撰……
     韩国史学界在否定"箕子朝鲜"之后,为了解释公元前11世纪这一段国史环节上的空白,又提出 许多假设,诸如:朝鲜"始祖"以"箕子东来"为"假饰","把箕子拉进来是为点缀系谱,光耀门楣"(《韩国史》);箕子朝鲜的主人公是"无文土器"的主人公秽貊(金贞培:《韩民族的文化和起源》)等等。从而把朝鲜的正统史籍《高丽史》、《三国史记》乃至《三国遗事》中关于箕子朝鲜的载述一概抹去。
不能不说,这是韩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粗疏。
    "箕"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正象一个笸箕。后来,在卜辞中,箕字被借为虚字成为"其"。如"庚其之设,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簋典一0五),又如"壬其田,亡灾"(佚二七一)等。这说明它的本义字"箕"和被借用字"其"早在甲骨时代已经分用。可是,由于在甲骨文中没有找见作为姓氏的"箕"或"箕子",歧义则愈演愈多。
    笔者以为,对于后来史籍中的箕子,在甲骨文中可以寻觅到他的身影。如卜辞合一四九中的"且己",就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说的祖己:"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这个祖已是一位并没有继承帝位的商的旁系先王。据赵诚《卜辞分类读本》,卜辞中还显示,祖己在周祭中享有与其他先王同等之地位(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二六页)。《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所引《帝王世纪》又称它为"孝己":"殷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称"己"的商室先王,在卜辞中不止一次出现,有"雍己",有"且己"、"仲己",雍己当是早于仲己(即且己)的先王。
据《史记.殷纪》:"殷契,赐姓子氏",子是殷人的姓,如果己是殷人分支中的一个氏,连起来成为"己子",是不是与后来的"箕子"有关系?应当说,从"己"字到"箕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姓氏,是殷人世系中的一支旁系氏族。
"己"作为姓,最早属于少昊。少昊的己氏分支见于文献的有"纪"、"杞"和"箕"。后来的纪是靠近少昊中心的一个古代方国,就是《左传》所说的"莒子奔纪障"、"齐师入纪"。杜注《路史.国名》说:
"赣东北有纪城,此纪障也,唐并入东海(今连云港市云台山),今怀仁(宋代,赣榆称怀仁)县东北七十五里有纪障城,并海州,莒子所奔近海,周里余。"又说:
"纪障并海州,莒子所奔,其庄公三十年,齐子所降之障……"
    杞,《史记》周纪有载,是武王所封的国名。《寰宇通志》中"开封府上杞县"条指其在河南,如为雍国,商室先王地属开封。这个雍,与前文所引卜辞中的"雍己"也有相承的关联。
箕,据卫宏称,同于"杞宋之杞",是一方古国。李白凤曾根据《恪斋集古录》中的铭文,认为他是"纪候守社之官"(《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2年)。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的《周器款识.周钟》,收录有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的己其钟的铭文:
"己侯己其作宝钟"。
    寿光,在今山东,也为古杞国地。
    从字义上分析,己其与箕还可相通。许慎〈说文〉称:"己其,长居也","己其居者,即他书之箕踞也。"
古文献中的箕子,除了《竹书纪年》、《史记》、《汉书》所载以外,尚有"封国于箕",故称箕子的说法(邵思:《姓解》二)。总之,关于箕的地望,所指虽多,却总是在少昊氏的地域。如箕山,著名的有4处。一是河南登封,相传伯益(少昊后裔)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二是山西和顺(旧辽县东);三是河南范县西南;四是东益都县东,又称箕陵(《水经注.巨洋水》,《太平寰宇记.青州益都县》)。
箕子名"胥余"(《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索隐》),也显示出他身上所遗留的少昊子孙的印痕。笔者在《少昊氏稽索》(见江苏省考古学论文集1983年)中曾罗列了从少昊中心发源地羽山之"羽"演化出的许多分支部落的姓。从羽夷、《尚书.尧典》中的?嵎夷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郁夷乃至煦、朐、余、徐等。郁和羽、嵎之间,除了通假的演化外,与少昊的姓"赢"在古文字中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箕子名胥余,也是于少昊氏的姓氏。
可见,与箕子相关的己(氏),子(姓),胥余(名),纪、杞、己其、雍(己氏受封国)以及箕(受封地)之地望皆与少昊氏的本姓和分支及势力范围紧密相连。
如此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
    箕子,并非是一个人。不是被囚的或被封的一个商朝的臣子、纣王的"诸父"、"庶兄"或商朝的"太师"(《姓解》),而是一个殷商世系中的己氏族民,它包含雍己、且己(高宗武丁时的仲己)直到纣王时繁衍的整个己氏家族。
     商的始祖契,是少昊的"玄鸟氏"(《左传.昭公十七年》)分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东夷首领少昊与商的亲缘关系是武庚联合东夷叛周的根本基础。
武王克殷以后,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伐奄,成王封伯禽到少昊地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为君于东,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郑玄注《鲁颂.门必宫篇》)。这正是周封伯禽到东夷区域的用心。史实是,鲁在东夷地域大肆用兵,终于"遂荒(朱熹《解天作篇》释作"治")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鲁颂》)。这导致了"迸散在鲁"的"商奄之民"(《左传.定公四年》)随武庚叛周,也就是己子(箕子)不与周合作并虽有封而"不臣"(《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什么"箕子不忍周之释"(《尚书大传》)。
    这样,箕子(以下改称己子)的东迁,就决不会是"一己之身"或"带随从几人"。而是由己氏家族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移民部落集团。而"箕子陵",也当是己子族民的墓地或其象征的丘冢。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对"箕子神"的崇拜,正是这个迁徙的东夷分支对己氏的祖先崇拜:"其俗我淫祀,事……箕子神"(《旧唐书.高丽传》)。这样的一种集团性的迁徙,必然会导致较为系统的文化的东渐,在海东新域显示出商殷文化要素的影响。这里提到的祖先崇拜,也是东夷族主要的原始意识之一。
少昊分支己氏的迁徙,曾布及商夷领地之河南,也到达山东(周代己其器铭文堪称实证),成为东夷分支"莱夷的中坚"(李白凤:《东夷杂考》)。之后,又有分支迁至辽。《路史.国名记》曾分析说:"嵎夷在辽西,即青之嵎夷。今文书及帝命验作禺铁,一作嵎夷,故即郁夷。"这是说,辽西的嵎夷是青州(在山东)嵎夷分迁过去的。原是郁夷的分支,分迁到辽西之后与辽夷以及少昊之孺帝颛顼都成为东北夷的成员。
    少昊己氏分支在山东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定居规模,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都有较充分地反映,这是己子(箕子)为什么"东走"而不是西走、南走的因由。
周灭商以后,少昊己氏分支的定居地域成为周的势力范围,己子家族集团和东夷少昊氏分支的其他成员不甘心象东夷诸方国那样成为周(鲁)的附属国,终于东迁至朝鲜半岛。何况,东夷少昊东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并有相当的规模和基础(详见拙作《少昊氏与朝、日民族》,见《中日关系史研究》1991年第2期)所以己子的东迁就更不是盲目的、偶然的,带有浓厚的寻根和觅访同宗的意识和追求。
    上述史实在文化上的映证是,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中韩半岛与东夷文化面貌的共通。
在文化面貌的比勘上,陶器对历史进程和地域差异的反映最为敏感。韩半岛"无文土器"的出现正是在公元前10世纪(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其特征是较小的平底、大口、鼓腹的瓮(韩学者称坛)、壶(即韩学者所称"如葫芦截去了上部",器身有小平底。典型器在义州郡美松里遗址出土(见《朝鲜考古学概要》图版壹拾玖:1、3),豆(同上书,图版壹拾玖:4)以及碗、罐、假圈足缸等。咸镜北道雄基部松坪洞出土的彩陶壶(见《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虽有彩绘,但器形与美松里遗址出土的壶没有大的差异甚至与日本佐贺刃山遗址出土的"涂壶形土器"相像(见《弥生的使者徐福》,1989年)。大多数无文土器的制作工艺很落后,泥料中掺沙较多,没有普遍使用轮制,有的器形很不规整,如中和真坡里出土的所谓"厚肉无文土器"(《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
    尽管这一时期韩半岛出土陶器的器形皆较简单,但瓮、壶、罐、碗、盆、豆等器物的形制与大陆东部商代晚期遗物共通的地方很明显。
    在韩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无文土器"之中,黑陶无疑是最精粹的。黑陶文化,显然是来源于大陆的东夷地域,它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繁荣,而到公元前16世纪龙山文化的晚期,黑陶工艺水平达到了高峰,代之而起并领导风骚的是磨光白陶。日、韩地区无文土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种精美的黑陶、白陶风采的感化。从而抛弃了以纹饰装璜的土器制作手法。但是,限于使用部落的经济情状、土质乃至制作工具和技术,韩半岛出土的"无文土器"显得原始粗拙,品类单调贫乏,即使在陶器出土比较丰富的岗上墓中也是如此(《朝鲜考古学概要》图七十八)。甚至可以说,韩半岛的"有文土器"在选土、造型乃至烧造等工艺上本身就发展得不成熟,在这个基础上,即便是深受黑陶文化的影响,也难以制作出象"蛋壳陶"那样工艺水平的黑陶制品。韩国学者指称,"汉江流域的黑陶全都是平底的。尖底和圆(此字应写作"圜",原书此字都错了)底的,一个也没有。陶谷里发现的黑陶翅手,四个当中有三个是牛角形,一个牛角形把手有两个尖尖的互相衔接在一起。这种办法受了无文土器的影响,是推定黑陶年代的重要资料"(见金贞培先生《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史前文化和秽貊》)。我想,大陆东夷地域晚期的黑陶器,绝大多数是平底的,即便是圜底,也是带足的,这是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在陶器制作上的映证。至于"牛角形"把手(我们在田野考古报告中多称作"羊角把手",也有称作"扳手"的。此正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点之一(见《江苏灌云县大伊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稍晚在韩半岛"无土文器"中出现黑陶,这是正常的,因为黑陶的制作必须要选用细腻的泥料,制作工艺和对烧造温度的要求都很高。不能因此而说,韩半岛的黑陶文化是"受了无文土器的影响",黑陶年代的下限晚是因为它延续的时间长,黑陶文化是韩半岛"无文土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如日本学者很早就认为的:"远贺川系文化的黑褐色精制磨研陶器,不但和朝鲜半岛汉江流域的黑陶有关,而且和中国的龙山文化有关","日本的黑褐色陶器,无论在制作技术、形态各方面,都是受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贺川光夫:《九州》)。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中、韩学者认为大陆与韩、日地区史前时期的陶器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想,这可能是单从器形上分析的缘故。例如,所谓"无文土器"时期,不可能把中国"三代"时期成套组的礼器性质的陶器全部照搬过去。尤其是在商亡周衰之后礼崩乐坏时代。
    即便把殷墟的主要陶器和韩半岛青铜时代的陶器直接相比较,也并不如韩学者所说:"南满州和韩半岛一般没有发现什么殷商遗物,因此间接地成为让箕子东来说煞车的重要因素"(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53页)。比如:细竹里、美竹里、岗上、卧龙泉遗址中出土的豆与殷墟第三期的豆这之间的共通就很明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殷墟主要陶器分期图》)。
   平壤地方青铜时代的"陀螺形器"和岗上墓中"鼓腹坛"与殷墟第三期的"圆腹罐",公贵里遗址中的平底碗与殷墟第三期簋,其间皆有袭承关系的痕迹。
石器上的共通就更明显了。就目前韩半岛与大陆东夷地区出土的石器比较分析,绝大多数的器形和制作工艺是相同的。比如韩岛出土的石斧,除了在刃口上表现出一些变异以及有槽石斧(22页插图2石斧各种;30页后插页:磨石斧各种)和新兴洞遗址出土的石斧(《朝鲜考古学概要》图版拾,8、9),与大陆连云港地区出土的石斧比较(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编《农业考古》,1985年第二期),结论应该是清楚的。
    此外,认为两地穿孔石刀形制相同,也无可非议。我们可以将韩半岛出土的直线刃型穿孔石刀(见《弥生的使者徐福》35页插图"石庖丁下二点","朝鲜")和《韩国史.史前时代》二七页插图5的"半月形石刀各种"与大陆东部地区出土的直背弧刃穿孔石刀相较(《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韩国史》还认为这种栉形、长方形的石器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石器相同(《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是的,半月形石刀在中国的沿用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乃至西汉。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中就伴出这种石刀。
两地出土的有肩石锄,请见会宁王洞遗址的石锄;苏北出土的有肩石锄,扁平石铲、石纺轮(称纺锤车)、石镞在形体和制作手法上都是一致的。
    韩学者否定"箕子朝鲜"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否认中国青铜文化对韩半岛的影响,而这种否认首先抓隹"典型的中原文化""没有对韩半岛产生过影响"。笔者在此首先提出的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东夷文化对韩半岛的影响是清晰而无可置疑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中原文化或主体是中原文化,"黄河中心论"、"中土文化中心论"、"黄河摇篮说",早已得到重新检讨(详见拙作:《沿海地区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地史研究》,《中国城市志新论》,广东出版社,1991年)。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在时代之早,文物之丰富,还是在典型性上丝毫不逊于中原地区,这是《史记》记载五岳以泰山为先,秦始皇多次东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东方,史学研究上过分重视中原,主要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首先发现在内蒙赤峰夏家店的青铜文化和朝阳、阜新、锦州等辽西地区"青铜器铜剑墓"以及山东大辛庄、平阴朱家桥商代遗址、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江苏高皇庙商代遗址、铜山丘湾商代东夷社祭遗址皆历来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上述遗迹中的很多特点在韩半岛的影响比较广泛。何况,韩半岛出土的某些青铜遗物也不能说与中原同类遗物就毫无共通之处,如庆州入室里出土的直刃铜剑至少在刃部和大部分钊茎上看不出有明显的突出的个性。
     而辽西地区出土的曲刃銎柄式剑、曲刃短茎式剑(即韩学者所称琵琶形短剑)与韩半岛岗上墓出土同类器物几乎象同出一范(详见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1982年第4期)。而在韩半岛出土很多的"细形铜钊"在中国江苏、安徽淮河下游的淮夷地域中早已有发现(《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一期,参阅《韩国史.金属文化的流入》五三页)。
     就上述论点,日本的青铜文化遗物,虽时代很晚,也堪称佐证:"广岛冈山出土之明刀安阳布、日本濑户内沿海岸瓮棺中出土青铜细剑即利匕首亦秦时物"(卫挺生:《日本神武天皇开国新考》);"在畿内大和发掘之铜铎形状,颇类似先秦时代之古钟,近年在朝鲜庆尚南道庆州入室,发现三四寸许小铜铎及蒲牟缘细文镜,与大正七年在大和国葛城郡吐田乡发掘之遗物,实属相同,且其制造本均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恐此先行之于辰韩,然后传至日本"(梅原末治:《由考古学上考察出来之古代日鲜关系》,《朝鲜杂志》100号)。
      为了说明韩半岛青铜文化中"中国的要素一点也没有",韩学者在分析出韩半岛出土的青铜器中分别有13.79%、7.36%、24.5%的锌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青铜器遗物的化学成分中没有出现锌,所以韩国的青铜器在铸造方法上也和中国不同"(《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62页)。其实,青铜器铸造主要是就地选料,"锌作为伴生矿进入铜合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何堂坤:《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成就》),与铸造方法无关。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炼锌的中国,也是到西汉时期才能还原氧化锌并立刻熔于铜,而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到锌是一种金属。对于韩半岛出土青铜器成分的分析,笔者所知道的一种数据是,含锡量是17%至19%(《朝鲜考古学概要》143页)。而上述据称是南韩半岛铜遗物的分析数据中锡的含量则是18.3%至26.7%,这种南北韩青铜器成分的不同,只能是选料的不同,不会是铸造方法的不同。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倭铅",是日、韩地区出产较多的矿物。
      如果说对青铜短剑的族属尚有争议(主要有四说:"(1)东胡族(2)秽貊、真番(3)燕(4)东夷"的话,韩半岛出土的铜斧、铜铖的风貌袭承了商殷和东夷的文化不应再有疑议。韩半岛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几乎都出土有斧,这一时期斧的基本特征是斧刃向两端伸展,呈布袜尖状,斧身銎部附近绕有两三圈线条,也有的施网纹"(《朝鲜考古学概要》115页)。这一类所谓"布袜尖样的"铜斧在美松里遗址岗上时期层、墨房里遗址楼上时期层及咸镜南道永兴邑遗址中都很突出。如果把岗上墓出土的斧铸范以及新溪郡丁峰里墓出土的铜斧与著名的苏埠屯墓出土的同类铜器比较,一望可知。
石棺墓、支石墓在东夷地域的苏北、山东、辽宁有广泛地分布。这本是商夷文化东迁的一个很清晰的映证。但韩学者认为"支石墓以韩国为中心分布在辽宁地方和山东的一部分,"并且"恨不得认为在韩国支石墓的发生年代是在纪元前一千年以前,换句话说,即使说箕子朝鲜的整个时期就是支石墓和石棺墓的时代也无妨"(《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55页)。
这里,需要介绍一项由笔者首先提出方案的石棺墓群的发掘,这一墓群应该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棺墓群――江苏灌云县大伊山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58年,到1985年,零星的石棺墓的残存结构出土,笔者时任连云港博物馆长,遂决定进行发掘,清理出38座石棺墓及其中的人骨架和殉物。墓室用采集的或稍作加工的厚在8至15厘米之间的薄石板在平地上迭砌而成(有的是在半竖穴或土坑中砌筑),石棺墓室长1.6~2.66米,宽0.3~0.5米。殉物中,陶器有红陶、带把手的罐形鼎,腰沿釜、腰沿豆。石器中有斧、锛、凿、镰。为公元前40世纪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
    大伊山石棺墓的形制和构造与韩半岛南部的大邱及北部的沈村型支石墓下的石砌结构相近,与金海贝冢下发现的石棺群尤为接近。
     目前,就这种墓结构,世界考古学界对其名称、时代、分布、起源看法皆不很一致。但是,无论是在南亚、东南亚、北亚、东亚,也无论是称之为"石棺"、"支石"、"石棚"、"石室"、"石板",没有比地处东夷少昊起源地的灌云县大伊山石棺墓的年代更早的同类遗存。它对这类遗存的起源和传布是一项证力雄实的资料。
      大伊山石棺墓中出土的石镰标示着当地的稻作生产。与大伊山相隔25公里的二涧村遗址下层早已发现过掺有稻壳的红烧土。我们因此而想到稻作文化在韩半岛的起源和发展,我相信,任何一位考古学者都不会把韩半岛的稻作文化说成是古亚细亚族或阿尔泰系住民的创作。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可以说是韩民族文化的主干,仅以青铜朝代而言,至少有10多处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但是,稻作文化多布于韩半岛南部;在北部半岛"据从许多遗址发现的资料",已知"种植了杰、黍、高梁、大豆、小豆等旱田作物"(《朝鲜考古学概要》98页)。所以,非但不能否认己子移民集团对韩半岛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非经过北方中国和北韩,己子文化的影响也绝没有局限在平壤一带,而是广布到整个韩、日地区。在论述粮农的同时,笔者仍要强调东亚地区蚕桑生产技术的传播,指称蚕起源于中国大陆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很多,我不知道认为韩半岛"中国的要素一点也没有"的立论如何解释蚕桑技术的传布。
     至于韩半岛青铜时代对东夷先民在坐工、拔牙、挤压头骨,断发纹身等风俗和原始宗教、早期意识乃至语言等方面的袭承,笔者已在《中韩文化交往史六题》中讨论过,此不赘叙。
"己子(箕子)朝鲜"作为延续韩半岛上古发展史的一个朝代,中、韩两国史籍的有关载述并非是偶然的附会或是轻率地演绎,更不是荒诞无稽。"箕子朝鲜"是以商夷文化为传统的己子东迁移民集团与韩半岛新石器时代末期住民(这些住民中已经有过东夷成份的影响)紧密相融的一个结合体。鉴于韩半岛青铜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的个性,可知它接受并袭承商夷文化的要素最为醒目。这些要素不仅在韩半岛青铜文化中的陶器、石器、青铜器、葬制、葬具等物质遗存上表现得很突出,在对东夷文化意识要素的袭承上也表现得更加执着。
和"檀君朝鲜"一样,"己子(箕子)朝鲜"还不能准确、完整地作为延缓韩半岛历史一个时期的名称。但是,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更加允当的称谓来替代它。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认韩半岛文化的自立体系,笔者更反对传统的视中国周边国家一概为"夷"的汉文化中心论,但具体问题,还是要科学地、具体地分析。


(《亚太文化研究》1998年)



关于"檀君朝鲜"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主要是中、韩、日史学界几乎一致地主张把古朝鲜看成有"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三个阶段。除"卫满朝鲜"外,其它两个阶段又被看得十分地朦胧。18世纪以来的学说新兴,使箕子朝鲜受到时间很长、程度颇深的怀疑甚至否定。而对被朝鲜史籍《三国遗事》载作《开国神话》的"檀君朝鲜",许多学人尤其是韩国学者却给予了较多的认定,并极力地在寻觅檀君记事在韩国历史和文化起源中所占有的位置。
与箕子不同,"檀君"的称号不是外来移民集团首领的名号,檀君记事成了寻觅韩半岛最早住民重要的着眼处。也是韩国学者寻觅民族统一之根的特别重视的出发点。近些年来,韩国的历史考古学者对出现檀君记事时代的推断作了不懈的努力,把檀君氏族集团与制作有文土器的新石器时代住民联系起来。从考古学的立场认定"檀君朝鲜"住民的存在,受到韩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史学界的注意。
可能是囿于视角的选择,占有资料的条件以及处理材料方法的不同,也包括立论的程序等方面的差异,笔者感到就以上的话题有些话可以说。
一、 关于"檀君王俭"的文献检索
     较早地载述檀君神话的古籍主要是高丽时代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李承休的《帝王韵记》以及《世宗实录》。一然和李承休皆生活于13世纪的高丽元宗时期(1259 --1274)和忠烈王时期(1274--1308)。而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 --1300)似乎要早一些。在这些书面语出现之前,似乎没有更有价值的原始的文字记录供我们去参阅。所以,从文献出发对檀君记事考订所依托的证力是很薄弱的。何况,上述材料又是比推算的檀君王朝晚了36个世纪才出现的书面记录,所叙述的还仅仅是一个关于熊女生人的怪诞的神话。
    韩国震檀学会在编纂《韩国史.古代篇》(李丙焘、金载元执笔,乙酉文化社版,1968年8月5日第6版)时,曾对所谓《魏书》收檀君记事的问题作了分析。无论是陈寿《三国志》中的《魏志》、还是北齐人魏收的《魏书》皆无关于檀君朝鲜的记述。在其他的同名史籍中也没有找到。如果有,则檀君记事书面记录出现的时代可以提前7个世纪。
那么,高丽僧人《三国遗事》的资料源于何处?我想到东晋哀帝隆和元年(362)时,东晋僧人支遁与高丽人通过书信论道的史事,(详见拙著《中韩关系史新识》。连载于韩〈国民日报〉1991年2月2月至1992年3月)此可能是韩半岛与中国大陆最早的书面学术交往的记载。高丽僧人也可能因此而较早地熟悉中国古籍。
我还疑惑,这项被称作《魏书》载述的材料,当于《史记 朝鲜列传》和《汉书 朝鲜传》的有关记载有一种承袭的联系:
《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说:
"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俭。"
这一条记述于公元前2世纪的材料,受到唐代以前很多史家的注意。
东汉应劭注《汉书 地理志》说:"辽东有险渎县,朝鲜王都。"
公孙瓒说:"王险城在乐浪郡水贝水之东也。"
班固在《汉书 .地理志 . 辽东郡》中列载了18个县,其中有险渎县。
应劭解释这个险渎说:依水险故曰险渎。"
还有裴 马因、颜师古等人或转述、或认同这一记载。总之,古朝鲜的都城在王险、或险渎,处水贝水之东(汉书音义指称"水贝,音傍,")而得名。
6个世纪之后,在韩国的史籍中,"王险"、"险渎"就写成了"王俭":
"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所谓"魏书"所云,转引自《韩国史》古代篇68页,韩乙酉文化社,1986年版)
"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终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即《世宗实录 .地理志》所载的"檀君古记")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它的史料价值和可信性人所共知。它所载述的许多关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古史传说(或称神话)正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和辨证的文献所证实。在中国被称为"史圣"的太史公司马迁的记录,不应该忽视。
所以,"檀君王俭"之"王俭",原作王俭,是占据险要作王之意,即:占据了天险,王权可以稳固。"王俭"既是一个政权建都的城邑之名,也成了"政治君长"的称号。如此审视,"檀君王俭"不完全是开国的神话。至少,"王俭"可以有实在的史家背景;也在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早期文献中有反映。
王俭如是,关于"檀君"则解释更多。诸如守护神、祭祀君长、神坛、祭坛等,释为天体崇拜或地崇拜时就写作"坛",释为树木崇拜时,就写"檀"。
    其实,在中国早期的史书中,对朝鲜的檀木已有表述。如《后汉书东夷传》说:"乐浪檀弓出地。"
可见,汉以前,朝鲜的檀木很多,用乐浪的檀木所做的弓,已成已名贵的土物而响誉外帮。所以"檀君"之檀,作为地方的物华,作为地望所指,皆不是子虚乌有。"檀君"之君,意思也明白。"君"为尊长、治理之义,与"王俭"之"王",意近。所以,《韩国史》古代篇中,在王俭后面,就用括号注上"檀君"二字。
据《说文解字注》二篇上:君,"古文象君坐。"檀君"的本意应该是清楚的。坐于檀树下的君与李朝文学家权近{1352一1409}在《应制诗注》中所说的"昔神人降檀木下,国人立以为王,国号檀君"如出一辙。
《三国遗事》所载的檀君,也还是以坛(檀)树为事物主体:桓 "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坛(檀)树下,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 (檀) 树下况愿有孕,……生子,号曰 :君王俭…… 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
这里的熊女,在《三国遗事》关于高句丽始祖的注记中,被指为"河泊女"。依然是 汲取中国古籍中关于朝鲜始祖的载述。如《周书.异域传.高丽》就有载:"高丽者 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可是,有些学者,对待檀君古记的史料,只"从《三国遗事》开始,甚至认为:"就象我们不能断定这个故事是根据什么样的传说写成资料的那样,也无法弄清檀君记事是以什么样的记录为基础而出现在《三国遗事》等书上又被上述的史书所引用的"(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142页)。
    很明显,这是没有重视中国早期文献的有关资料。诚然,在常常是由中国古代王朝主修的正史中,拘泥于"朝贡外交"以至敌视、轻蔑边远民族的立史思想,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某些卷、目有相当的局性。但其中记录的第一手的材料,尤其是被后来有关各国的古籍袭承甚至铺张了的资料的渊源之所在,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在批判一些传统的史学观点的同时,尤其要注重继承和科学地辨证、审慎地处置早期文献。
二、 关于熊崇拜的辩析
    众多地学人,尤其是韩国学者十分热心地对待"檀君"神话。立足于原始意识方面的分析,结论甚多。有"天体崇拜"、"树木崇拜"、"地神崇拜"、"熊崇拜"、"日崇拜"等等。
在认识"檀君朝鲜"的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是熊崇拜,以致使大多数韩国人认为半岛民族的图腾是熊。讨论这一个问题是认识韩民族文化起源的十分重要的出发点。檀君神话中最重要的内容确实也是熊变女人并生子。这使得人们在分析韩民族的构成时十分执着地把檀君神话里的熊与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古亚细亚族相联系。可是,在大量地罗列该地区主要是现代的熊崇拜的土俗和晚期的熊绘画之同时,对地处韩半岛与东西伯利亚之间必经之路的牡丹江地区原始艺术中的熊形像却始终没有提及。
牡丹江岩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岩画。牡丹江从镜泊湖向下,流至海林县紫河镇群力林东南处,呈"s"形,在江之右岸,有许多在淡褐色花岗岩上用红颜料绘制的岩画。这些岩画也早已被载入《安宁县志》的《古迹.金石》。
其中一幅岩画,面南,高出水面23米,画面高1.2米,宽1.8米,画面上方还有石板块伸出,起到了遮挡作用,致使岩画得以较好地保存。画面中有人、鹿、船。其左下方就有一个直立的黑熊形像。甚为有趣的是,画面的右下方是一株树冠庞大的乔木,树干浑圆而挺拔,树下端坐着两人,左侧者(视者角度)身躯略高大,头上似着冠冕,右侧紧靠树干者身躯小,而略前倾,似为女性画面。画面的右下绘一鱼船,船上有划船和撒网的人以及立于船头的鱼鹰。一些学者认为与祭祀、巫术以及原始宗教有关,也直观地反映了牡丹江流域原始先民的渔猎生活(详见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沿岸古代摩崖岩壁画》,《考古》1972年第5期,科学出版社)。
     在迄今发现的环太平洋地区的岩画中,人、熊、鸟、树、鹿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堪称绝无仅有。它是寻索东方氏族文化起源的一项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也可能是诠释檀君纪事最重要的古代绘画。说明关于檀君的古史传说并非只在韩半岛流传。
熊崇拜也并非只存在于檀君神话。例如,中国大陆的东方土著民族东夷的一个分支薄姑族就是以熊为图腾。它和莱夷属于同一个部落,在夏王朝的势力影响东夷地域之前,就已形成一个在上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落方国,地望当在今山东博兴、德县一带。东夷与殷商属于同姓的氏族集团,薄姑族也和其他的东夷分支一起,联合武庚禄父叛周,但是,周成王"四年","王师 伐淮夷","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薄姑"(竹书纪年)。叛周最急进的薄姑成为周王东征中首先被迁君、毁社(社,即地母崇拜,国家象征)灭国的氏族方国。从此,薄姑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继而有莱夷的己族被灭降周。薄姑与少昊一样,姓嬴,"嬴"与"盈"相通。叛周中,联合了很多嬴姓小国:"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逸周书》)。李白凤在《东夷杂考》的《薄姑熊盈考》中明确地说:"熊、盈二字实系因误读而讹为二国名的。古器中的'熊'字,均为'嬴'之误识。"李白凤甚至认为"熊盈"与"薄姑"是同音异字。熊,在东夷诸族中作为被"攀附的一个半神的大人物"甚至被认为"始祖",又"符合""氏族图腾崇拜的条件,附加在一种动物的神话传说中"而"显出他们的出身高贵","这应该就是薄姑族得姓之始,以及他们氏族和熊""之间的关系"(李白凤《东夷杂考》91页,齐鲁书社,1981年)。
    由于史籍中明确地出现了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和方国,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在努力寻找有关的方国礼器。如"庚嬴卣"中的" "以及李白凤先生自藏的"东夷薄姑族"的铭文拓片,已将熊图腾的形揭示出来。尤其是"似熊非熊"的方国守护神,伴存于一个表示社神的字,十分清楚地把熊崇拜意识铸成族徽而标存于青铜礼器之上了(详见《古铜韵语》128页,齐鲁书社,1981年)。在中国的古代典藉之中,还有一位因治水失败而被杀死的大禹的父亲鲧,根据《左传.昭公七年》以及《楚辞.天问》的叙述,最终也化作黄熊。鲧、禹治水遗事的地望,也在黄、淮下游的鲁南、苏北地区。鲧在羽山之渊里化熊,这羽山则又正是东夷首领少昊的发祥地(详见拙文《少昊之虚辨》,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7)。
鲧化熊,喻示出这一崇熊分支与夏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因为鲧、禹都是离尧帝很近的人物。而《山海经.海内经》又曾说过:"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也与祝融相关。祝融是少昊子颛顼的子孙: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山海经 .大荒西经》。如此,是天帝命少昊的后裔祝融处死鲧,是祝融使鲧化为熊;这于崇熊的薄姑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很清楚,少昊氏的分支中,至少有两支以上以熊为图腾而崇拜。但是,这两个分支的熊崇拜,与东夷首领少昊氏鸟崇拜相比,在意识植存的地域广度、时代跨度、崇尚力度和遗迹遗物的丰富程度以及在古文献中的反映等方面,都相差甚远。究其缘由,除了它不是东夷的首领之外,李白凤先生在《东夷杂考.薄姑熊盈考》中所说的,也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启示:
"我国古代典籍中消灭得几乎无影无踪的这一个部落氏族,有着比其他各氏族消灭得更彻底的感觉;它是最为古老的古代氏族之一,又是文化相当发达的氏族之一;它似乎和夏族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它也是在周初反抗周氏族的侵略最为激烈的东方氏族之一,因而,在周人东进的过程中,它似乎是首先被打败、迁国、灭社的,几乎是复灭得最惨的唯一的东方氏族 。"
何止是"消失",在上述引用的古文献中,薄姑熊盈和祝融之时代似乎都比较晚,祝融在夏初,而薄姑则晚到了周初。
近些年来,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认同。唐兰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国家》中曾这样推断;
     "我国有史年代,当有六千年,大汶口遗址是少昊文化。我国的奴隶时代,远较封建社会为长,从帝颛顼至帝舜为中期,从夏王朝至西周末年为晚期。我国文明决不晚于埃及,黄河下游,决不逊于尼罗耳。"
祝融、鲧早于夏王朝的东占是很清楚的,因此,崇熊氏族薄姑熊盈也是少昊世系列化中较早的分支,如果理一下头绪,可能是:少昊 --颛顼 --老童-- 祝融-- 鲧--?--熊盈。至少在禹夏之前,熊族还颇为强大,在古史传说中也颇出风头。待禹夏东占之后,崇熊的氏族变弱了,除了夏朝势力的进逼以外,迁徙是重要的原因。
那么,少昊分支的熊族到底与古朝鲜有什么联系 ?不妨先看一下这样的对照。
关于古朝鲜的对照表
年代 中国大陆 韩半岛 东西北利亚
公元前4000~2100 东夷少昊 檀君朝鲜公元前2333~1121 古亚西亚公元前3000
公元前2100~1100 夏(尧、舜、禹)商(……武丁……己子……) 箕子朝鲜公元前1122~93 
公元前1100~207 周(……薄姑、熊盈……)秦 
公元前206~24 西汉 卫满朝鲜 

     从这个"时间表"上可以看到当东夷少昊氏衰落之际,出现了檀君朝鲜;当商王朝灭亡之际, 出现了箕子朝鲜。当西汉帝位被夺之际,出现了卫满朝鲜,在这样的历史现象中,到底有多少中国大陆的影响及其向东的播迁?
长期以来,在讨论氏族起源的时候,有的学者总是勉力抛却传统的学说观点,在新的立论上着眼,在新的领域里发掘资料,在新的程式中寻觅推理的方法,这本是十分可贵的。比如有一种说法就值得注意:
迄今为止,我们在谈论东亚的上古文化时,常常要谈到中国的文化,常常理解为中国文化在固定不便的位置上给周边国家以影响。但是问题如果深入进去来看,就会发现要弄清楚在韩国史前文化中究竟有多少中国要素是很困难的。
当然,我们不能一谈到韩国的某种古文化现象,就一定要到中国大陆找渊源 :可是,如果丢开有证力的文献和实物,却逾越地理上固有的分隔去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 { 甚至是北欧芬兰、乌戈尔、北美} 中寻找偶然相近的"要素",那就令人费解了。因为这种需要逾越大江的遥途要比与东夷地域的陆路距离多出3一8倍 (且不提海路跨越的短径)。
迄今为止,除了檀君记事中的熊崇拜叙述,,韩半岛上还没有发现一件很有价值可以确认为熊崇拜 的遗物。更没有发现与古亚细亚族的 相同文化系统的熊崇拜实物。韩国学者金贞培先生在《古亚细亚族和熊崇拜》(见《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中说:
     "在古亚细亚的民族艺术中,大鹿和熊是作为当野兽处理的口碑文学和神话的中心人物出现的。在檀君神话中我们看到了熊崇拜。知道正是熊崇拜形成了神话的中心。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中,熊像发现得不多,如果确实是像在吉里亚克斯发现的用木头做成的雕刻,那就可以估计到要想发现是很困难的。但我们确信今后这种熊像一定会出现。"
事实上,在迄今发现的古亚细亚族关于熊的艺术遗存中,没有一件是少昊熊族那样作为图腾、族徽、方国的象征来崇拜。作为与大鹿伴存的野兽,作为民俗生活、神话传说中的一个角色,与一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比较,其在原始先民的全部意识生活中以及在维系、凝结在一个种族的血缘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两码事。
熊在古亚细亚族的地位,与它在北欧、北美、甚至日本北海道地区中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在东西伯利亚发现的那些木雕熊像并没有标示出图腾的意义。作为祖灵、图腾来崇拜的动物,在氏族部落中是禁杀、禁捕和禁食的。而且,作为图腾的动物形像,不是写实的描摹,而往往是夸张地渲染它的威严和圣洁,所以,图腾的形像应该是经过长期演化、夸张、甚至变形而最终较为固定的模式化、拟人化、图案化。如少昊氏的鸟崇拜遗物,日崇拜形象以及上文提到的薄姑熊盈族铜器上的"族徽"。
以东夷族的鸟崇拜、日崇拜为例来说吧,环太平洋地区岩画中那些大量的"鸟形人"、"太阳人"图案,既改变了原有的事物的形态,改变了人自身的形像,成为一种超脱于人和被崇拜的动物之外的形像图案,这才是图腾崇拜。
在古亚细亚族等地区发现的关于熊的艺术品,大多是圆雕,时代较晚。如在奥加河溪谷里木拉得斯克发现的熊头象石杆,造形准确,线条圆润、立体感丰富,是一个很成熟的圆雕石头像(见《新石器时代东西伯利亚种族的熊崇拜思想》,《苏联考古学志》14卷,1950),不是用石器工具可以雕成的。也不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众所周知,圆雕的动物石像在上古文明发端很早的中国也要到秦汉以后才大量出现或被装饰在器具上。
所以,对于这些雕刻像的性质,许多人都承认:
     "斯彼日斯克的记录中出现的熊一开始就是写实的,象雕刻像一样。在这一点上,斯彼日斯克的记载显示出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雕刻的形状,由于处在那个阶段比较接近现代,不为说现代土俗学像,有着显著的差异"(见《苏联考古学志》14卷1950)。
把一种动物奉为图腾崇拜的同时, 却有大量地制作一些刺杀熊的雕刻如长着鹿行人与熊搏斗,而被刺中的熊坐着用双脚抓住刺抢的雕刻, 这是与原始选民的意识相悖的。如果说这种画面是以熊崇拜为中心的意识反映,倒不如说是以鹿为图腾崇拜。至于杀熊为祭的场面就更不能说是崇拜熊的"祭熊日"(韩外国语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翻译资料:《新石器时代东西佰利亚种族的熊崇拜思想》)。比较一下以鸟为图腾的东夷的祭社情形与所谓祭熊日的祭祀就不一样:
孝昭 元凤三年正月, 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大四十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汉书 五行志》)。
这才是能体现以鸟类为祖先的祖灵图腾崇拜的场面。
       岩画是保留下来的原始先民直接的记录,是反映原始人类的意识、生产和生活的材料之一。在被认为是熊图腾之中心的西伯利亚地区,熊在画面中的出现远远不及其他的动物,依次统计下来,最多的是鹿,其次是鸟、羊、牛、熊和牡马。总之,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处能够明确地显示东西伯利亚地区熊图腾的实物,反映鸟图腾的鸟形人、有翼人、羽人等岩画在日、韩、大陆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发现。这一现像很可以说明问题。
同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在被指为"熊崇拜成了神话中心"的韩半岛的岩画中,也还没有发现一处可以确认的熊像,乃至熊图腾的实物。相反,日本北海道富勾贝岩画中大量的鹿和头上标示出硕大鹿的鹿形人成了北海道岩画中最醒目的主题之一。
因此,笔者以为,说"古亚细亚族住民的特征是熊崇拜,""檀君朝鲜"的"住民是崇拜熊的古亚细亚族的一支(金贞培:《韩国民族和文化的起源,檀君朝鲜和古亚细亚族》133页),几乎没有提出一项证力较为充足的依据。
三、 关于檀君朝鲜的考古学审视
     原始意识崇拜是与崇拜者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紧密依存的。比如,因为鸟能报知季节,预示播种和收获的时令,所以,它显然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部落的图腾,而鹿,或熊则是以狩猎为主的游牧部落的图腾。
檀君朝鲜的先民,约当韩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遗址发现最密集的地域是在与中国大陆距离靠近的半岛的西海岸,并不在与东西伯利亚接近的地域。出土工具以石铲、半月形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獐牙镰、鹿角锄最为普遍。其中,翻土的铲、锄,收割的刀、镰以及碾谷的磨盘,磨棒皆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培里遗址出土的陶罐中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粒。 茂山郡的虎谷洞遗址还发现家猪的骨骼等家畜饲养的遗迹,房址的发现很普遍,几乎分布于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中,灶址、窖穴柱洞也有相当丰富的发现。足见,韩半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先民已把农业和家畜饲养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形态又已经是很成熟的过着定居生活的农业部落。
即便是公元前5千年开始的韩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也已经出现了农业的痕迹(安志敏;〈朝鲜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对于这样一个农业经济萌发而又长期发展的氏族,不可能把熊作为图腾,作为唯一的祖灵崇拜,所谓熊女生人的纪事只能是檀君住民在迁徒和择地定居的过程中追求威力的一种意识和愿望。
檀君住民不仅工具、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与东夷族相同,制作的陶器以及艺术特征也与东夷相近。尖底、圜底的器形,豆、碗、盆、钵的种类,方格、折带、水波、绳纹 的纹饰以及彩绘,都是以通过比勘充分地认识。
在韩半岛早期的岩刻画中,散布着大量的水涡纹、杯状穴 { 韩学者称性穴} 以及很多充分反映出太阳崇拜的画面。早期的岩刻杯状圆穴发现在京畿道杨州郡、阳平郡,全罗南道的和顺郡、长城郡、釜山郡以及庆尚南道的南海郡、山清郡、茂州郡等地。1978年发现在庆尚北道尚州咸昌的古宁里岩画中有个长方形的人面,人面方框外皆有模拟太阳光芒的放射线。上部6~7根,左右各为9至11根,下部7~9根。画面正中位置的最高 处刻一个用三道复线同心圆组成的太阳图案,鲜明地反映出凿刻者浓烈的日崇拜意识。那些模拟太阳形像的"太阳人"正是韩半岛先民对自己祖先的认识,反映出该部族对太阳的依存关联。
被大量发现、在韩半岛原始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圆形杯状穴和"太阳人",东西伯利亚地区却无一发现,而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连云港将军崖、福建的漳州地区,甚至台湾、香港、澳门和珠海等地的岩画画面中都大量地存在。
即便是反映韩半岛原始复合型经济中与农业伴存的狩猎生活的画面也与东西伯利亚地区岩画中的动物形象毫无雷同之处。如发现在庆尚南道蔚州郡的著名的盘龟台岩画画面中,有豹、鹿、虎、狼、猪、犬 、羊以及鲸、鱼等各种动物的形像的描绘,并不象东西伯利亚地区岩画中那样集中了数量众多的鹿形像的画面。而且鱼网和羊圈的栅栏在画面上醒目的表现,也反映了以农业为主,饲养家畜的定居生活状态。与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以狩猎为中心的经济生活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与贝加尔湖流域岩画的画面的差异则更加显著。
为了缩小时空范围尽可能准确地从考古学的角度去审视檀君朝鲜的住民,我们分析一下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韩半岛北部地区(即以檀君$L太Wx趎ME$L太Wx趎M化形态。
公元前2000年至3000年这一时期的后半段正处檀君朝鲜建立的时代,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高度发展的最后阶段,是能够向高一层文化阶段青铜时代过渡的物质和文化准备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黄海南道海州市龙塘浦遗址,咸镜北道的西浦项遗址(4期层和5期层)、清津市农浦里遗址、游仙郡黑狗峰遗址、茂山郡虎谷洞遗址,平安北道的龙川郡青冈遗址、定州郡堂山遗址、盐州郡道峰里遗址等。
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工具,以翻土的丁字锄和割取谷穗的半月刀以及圆形环刃石斧最具特色, 刃口皆修理得锋利,钻孔也很规整。体现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规模的发展。在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斧仍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各种形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凿 、锛 、斧大量出现,有背宽刃窄型、长条斜型、扁梯形、园角长方形等六种以上,反映出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分工之精细。
这些石器工具的形态和特点及其制作技术,与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物的相似,一望可知。将器物图放在一处比较,几乎难以辨认其间的差异。而直到公元前第2千年东西伯利亚南部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仍然主要是石镞、石网坠,证明渔猎所占的重要地位。用于农耕的石锄也还是靠打制而不是磨制而成。在这之前这一地区占石器工具主导地位的还是靠从石核上剥打刀形薄石片的"薄石片文化",最多的器形仍是切割器,刮削器以及大量的锲形石核。总之,其原始农业萌发的进程较中国大陆和韩半岛明显地缓慢。
公元前3千年的后半段,亦即4000多年以前,黄河下游正处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檀君朝鲜住民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及经济形态很明显地袭承了东夷族,而与所谓古亚细亚族差异太大。
公元前2300年前后 韩半岛、黄河下游、 东西佰利亚文化形态对照表(略)
简短的推论
     基于文献、考古材料的辨证,可以看出认为檀君朝鲜的住民"是崇拜熊的古亚细亚族的一支" ,是很不允当的。
檀君朝鲜住民的生产、生活、意识和文化都与东夷氏族相近, 对照中国东部新山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它十分规范地袭 承了大汶口晚期乃至龙山时期的文化因素,是在夏王朝建立并东占之前向东迁徒到半岛的以熊和虎为图腾的东夷少昊氏的几个分支。
少昊氏的 后裔 分支熊 盈,姓赢;少昊氏的另一个分支徐夷,史称虎方。 郭沫若说: "虎方 亦见卜辞,此属南国,当即徐方,徐、虎、一音之转"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熊盈薄姑、徐夷虎方正是没有东迁而被周征服的熊族和虎族的后裔。东迁的熊族完成迁徒和在半岛上的定居,而虎族却在这一过程中被熊族兼并和同化。
这一史事,被司马迁载入《史记.朝鲜列传》,把熊盈和虎方认作是从夷族及燕齐之地,"亡命"至险渎为王的东迁集团。
东夷少昊氏是崇祀太阳的,甲骨文里的"昊"字就是一个头顶太阳的人,少昊氏的族徽也正是太阳照耀下的山地;" ",{见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 〈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 可是,东迁的少昊后裔熊族、虎族远离了少昊方国,失去了少昊氏的天体神太阳的保护,在树荫下,面临重新生存的考验,必然强化其生殖崇拜以及其他的拜物意识,如地神、树神之类。于是,檀君王俭熊、虎树下生人的故事就被编织而成:
"时我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柱,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白日,变得人形 。熊、虎得而食之,忌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况愿有孕。"( 《三国遗事。》中的檀君古记,并引自《韩国史。古代篇》68页)。
     檀君之檀,实际上是崇拜地神之意识。因为迁徒所至的韩半岛是产檀木之地。这种地神崇拜正是东迁氏族所必然要寻求的。然而,天体崇拜依然不可少。檀君王俭"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这个"太阳新出之地"才"御国一千年"。
"阿斯达"有太阳新出之处的含义,与东夷少昊方国的发源地 山禺夷日易谷的含义完全相同:"帝尧者……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日易 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史记.五帝本纪》 )。此材料源于上古文献的《尚书》孔安国的集解。他说:东夷之地,称山禺夷,日出于日易 谷,羲仲,治东方之官。"
    "郁夷"、即"山禺夷 ",是少昊的发祥地(详见拙作:《少昊之虚辩》。尧命治东方之官到日出之地日易 谷与夏王朝东占之前,檀君东迁至日出之到"阿斯达",这两则古史传说的编撰为如何此相似?
"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即所谓〈 魏书〉所云,〈韩国史〉称关于檀君的记载 ,朝鲜就是早期之意,(〈太阳实录〉卷一),所以, "檀君"王朝的国都和国号都与日崇拜有关,此正是少昊氏东迁分支强烈的天体崇拜意识在"檀君朝鲜"东迁建国大典中的鲜明而准确的映照。
综上所述,檀君朝鲜与少昊氏东迁分支的关系清晰可见。


(浙江大学〈韩国论丛〉,1996)


19世纪,朝鲜半岛上一个典型的私塾。

位于平壤的箕子陵,照片摄于19世纪末

汉城景福宫的守门人。景福宫建于1394年,是朝鲜王朝的主要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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